县城买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对于那些手里有闲钱，想让钱生钱的人，他们想出的投资办法之一，就是到大城市周边的县城买房子。对于手里没钱，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的人来说，他们想出的办法依然是——到大城市周边的县城买房子。
他们一起推高了县城的房价，承担了被围困的风险。不过，房产能给予多少安全感，就能遮蔽多少生活的真相。
对于在北京上班、在河北县城买房的苏晓来说，这等于是在提醒他：你那个空置在承德县已跌价10%的房子，又要扔进去物业费的钱。2020年初，苏晓坐了3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去承德县办房产手续。承德县是河北承德市下辖的一个县，距离北京240公里。他一路都在反思，为什么3年前脑子一热，跑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买套房？他也试着安慰自己，等年底京沈高铁通车，承德去北京方便了，说不定房价还会涨回来。但有的地方高铁通了，却连这唯一的盼头都没了。张晖在河北县级市涿州买的房子，走路10分钟就能到高铁涿州东站，买的时候145万元，现在跌到100万出头。在北京，张晖是一家知名短视频公司的工程师，租房住。他把涿州的购房合同塞进衣柜最深的抽屉里，宁愿这事没发生过。结果隔三差五，还是有河北号码的电话打过来提醒他：“哥，你在涿州的房子要装修不？”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买在县城的房子被套住了——有价无市，没人接盘。棚户区改造至今已有12个年头，今年已到最后一年。这12年里，拆迁与补偿，创造了新的城镇化，也催生了房价的上涨。周玲老家在湖北恩施市下辖的宣恩县，一个要在地图上仔细查找才能看见的“十八线小县城”。2017年时，恰逢县城棚改，老城区的房子被拆了，“每天都听我妈说县城的房价在涨”。当时她正漂在武汉，武昌区房价已经涨到近2万，攒够首付还要5年。此时，老家县城的房子眼看着向4000元迈进。“我妈打电话说，老家又规划了一个旅游小镇，很多景观好的房子一出来就被抢光了，还有人一买就是好几套。”趁着过年回家，周玲看了几个盘，终于决定在县城买房，等过几年涨了再卖——武汉的首付就有了。周玲那套房子在新开发的地区，来访的一般都是旅行团的人。前几个月，房价从3000元涨到3800元，周玲一算，总价涨了8万元——赶得上她一年的积蓄了。但周玲当时没有意识到，县城的房价虽然上涨，要是找不到接盘的人，价格就是个装饰。到了2018年，她发现，同小区有十几套房源都挂在网上卖，一挂就是半年，也没卖出去，她才发现不对劲，整个县城也就30万人，很多人还会去恩施市买房，县城的房子还有多少需求量？她赶紧让父母在网上把房子挂出去。这一卖就是两年，价格已经降到跟买房时差不多，至今也没卖出去，甚至连看房的人都没有。
所有的事情中，最可怕的部分在于，资产和生活一起被困住。32岁的吴承波是少数选择住在县城房子里的人。在涿州，他所在的小区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树林里，想买瓶矿泉水要骑10分钟电动车去买。外卖也叫不到，因为这里是没有骑手覆盖的区域，APP里最近的一个商家也在10公里开外。他在北京提着旅行箱上班，像一只寄居蟹一样，从北京往涿州运送生活物资。如果说吃穿不便还可以想办法解决，那么时常停水停电就让人无法忍受了。刘承庆是自由职业者，曾经尝试在河北香河自买的房子里住，还花10多万简单装修了房子。住进去后才发现，由于入住率太低，楼房的电梯有时候都不开启，还时不时停水停电。他去找物业投诉，物业也叫苦，说小区几乎没人真正住进来，大部分都是投资客买的毛坯房，物业费都收不齐，物业公司也快倒闭了。他有一次夜里走在小区里，一片漆黑。“只有两三个窗户里有灯光，感觉像买了‘鬼楼’。”他忍受不了，又到北京租房住。每个在大城市漂泊的人，都有各种渠道接触房源信息，尤其是那些打着低价首付的广告。在上海一家民营企业上班的周翔，被浙江嘉兴嘉善县下面天凝镇的楼盘价格吸引，“20万首付，网签完了还能退我6万”。房子盖好后，他把父母和孩子带上，从上海一路奔向西南方向，等到了嘉善县天凝镇，楼房四周都是庄稼地，“感觉是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在当初房地产销售的描述里，县城的房子是另一副模样。“县城的房子就是个饼，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饼画得足够大，足够圆。”孙露是一家房地产的销售，主要负责县城楼盘的业务。像孙露一样的地产销售像候鸟一样，哪里的开发商有需求，就去哪里帮卖，从中赚千分之二的提成。在卖县城楼盘这件事上，全国的手段都大同小异。首先，最好是有个核心的概念。“高铁是最好用的概念，没有之一。大城市周围的任何地方，哪怕是荒山野岭，只要通上高铁，在附近开发楼盘都能赚钱。”这是孙露那几年卖房的心得。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做一张交通图，在大城市周围画一个大圆，提出一个“XX分钟通勤圈”的概念。大城市的上班族，难免在通勤时间的观念上发生扭曲。倘若从某地到某地需要2个小时，那算正常，如果只要1个小时，那算快的。只要几十分钟？那太近了。当这种观念投射在买房上面，就会产生一种“未来坐高铁上班也不是不可以”的幻觉。接下来，就是把地图上所有比这里房价高的区域都标注出来，主打“价格洼地”的理念。“‘洼地’是肯定的，大部分县城的楼市还能不是洼地吗？”最后一步，就是在客户心理植入一个“既可以住，投资也能赚”的两不亏理念，“说一下未来这里会有什么商圈和学校之类，至于到底未来有没有，这不重要。”虽然听起来毫无技术含量，但是这些手段足以套住那些渴求房产的年轻人。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房子不光象征着着财富，可能还意味着尊严，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年纪越大，周翔感觉房子对他的意义就越大。30岁的他，老家在安徽蚌埠下面的一个村子里。每年过年，亲戚们问来问去，都是同样几个问题：“什么时候把媳妇带回来？”“在上海买房子了吗？”“准备什么时候让你爸妈抱孙子？”他只能一遍遍回答：“没有媳妇”“没买房子”“不知道”。“你明明知道人不能被房子圈住，但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房子成了区分一个人有没有实力的标准。”哪怕是在他们村里，城里有套房也是结婚的前提。事实上，许多人做了各种数字统计，说明有些县城的二手房有难以出手的风险。稍微有点购房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当地小学生生源变化，可以预测未来房价的走势。一些县城，每年人口净流出，新楼盘周边也没有崛起的产业——如何支持当地的房地产市场？然而，一旦成为有房者的欲求占据上峰，经济理性就很容易消退。在承德县买房的苏晓不止一次地质问过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冲动？他想起来，自己是在一次同学聚会后才产生买房的念头。那次聚会上，人人都在谈论房子、房贷。一二线城市房价在5年间已经翻番，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属于“奢侈品”。于是，在县城买房，是他们容易实现的平价替代品，也是捍卫尊严的最后选择。仅隔一条河，房价就有天壤之变。在东江这头，博罗县房价7000多元，河对岸的东莞石龙镇房价是这边的2倍多。在东莞一家工厂上班的湖南人刘子阳，在29岁那年决定置业。东莞的房买不起，他到隔壁的惠州博罗县去买。他看中的楼盘，过一座桥就到东莞。他觉得未来肯定会涨，掏空打工积攒的所有积蓄，跻身“有房阶层”。在其他县城发生的故事再次发生。买房后，他想出手，变得很艰难。“整个楼里都是毛坯房，一栋楼60%的房子都在转手出售，还挂起了出售的横幅。”
“旅游房”成了新的热门概念。李铭夫妇本来一直在上海租房，偶然间在当地商场里看到一则腾冲旅游房产的广告，宣传语直奔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风景最美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家。” 夫妻二人请了年假，报名了腾冲“看房旅游团”，想着说就算不买房，也能当成旅行散心。在中国的众多县城里，腾冲确实很美，气候宜人。他们去的时候是冬天，腾冲的气候却像春季。看了几套房子，李铭在脑海中产生一幅图景：每年在这边住一个星期，有了孩子更可以常来。房子在2019年初买下，买的时候近4000元一平，结果那之后工作调整，变得更忙了，再也没去过腾冲。而且，机票来回三四千块钱，“又觉得不值”。李铭苦笑：“你说我算是有房一族吗？这房子有了跟没有没什么区别。”县城买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奈。对于那些手里有闲钱，想让钱生钱的人，他们想出的投资办法之一，就是到大城市周边的县城买房。对于手里没钱，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的人来说，他们想出的办法依然是——到大城市周边的县城买房。他们一起推高了县城的房价，同时又承担着被围困的风险。有欲望，有盲目，也有刚需族的无奈，像是一个循环。不过，房产能给予多少安全感，就能遮蔽多少生活的真相。也只有在故事的最后，当人房分离，甚至买到“鬼楼”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才知道，自己的人生究竟有多大程度被房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