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经济体系一片混乱。一个名叫查尔斯-庞兹的男人，从意大利来到了波士顿，他向当地人兜售一种国际邮票，宣称在45天之内都可以获得50%的回报。
他给第一批投资者如实兑现了投资收益，给人们“眼见为实”的证据。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4万名波士顿市民像傻子一样，成为了庞兹的投资者。庞兹甚至被一些愚昧的美国人称为与哥伦布、马尔孔尼齐名的最伟大的三个意大利人之一，因为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钱”。1920年8月，庞兹破产了。他所收到的钱，按照他的许诺，可以购买几亿张欧洲邮政票据，但事实上他只买过两张。此后，“庞氏骗局”成为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指用后来的“投资者”的钱，给前面的“投资者”兑付收益。百年之后，数字货币历史上最大的资金盘项目被中国警方捣毁，这个新型的庞氏骗局背后，你藏着价值400亿的数字资产，裹挟着200 万倒霉的投资者。
这一切，都要从一个80后的初中生说起。
2018年6月14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说：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这句话立即遭到了p2p投资者们的嘲笑：这也太保守了，我投头部前十的平台稳如老狗，怎么会出问题？第二天，成交量达800亿、待收余额9.32亿元的p2p平台唐小僧，发布了“系统升级、暂停运营”的公告，之后它再也没有恢复运营。它背后的母公司随即被警方查封，其实控人邬再平成了被警方追逃的通缉犯。自唐小僧开始，p2p平台的雷潮一发不可收拾，4000多家平台中大部分是自融的庞氏骗局，数千万韭菜倒在了泥潭中。那时候，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去杠杆、降风险的运动，裸奔的p2p行业成为了首个要清除风险的行业。在此背景下，另一个新兴的产物——数字货币，也不可避免地收到冲击。以比特币为首的虚拟币，从2017年最高时1.95万美金跌倒了7000美金左右，熊市不可避免的来临，国内短时兴起的空气币项目、数字货币交易所纷纷倒下，一大批以区块链、虚拟币为阵地的新媒体被官方封杀。与此同时，以宝二爷、薛蛮子为首的第一批币圈大佬已经悄悄溜到了国外，过起隐居生活。手握资本的玩家们迫不及待地要找到新的玩法，就像韭菜们需要新的刺激一样。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叫陈子涵的年轻男人，在长沙的出租屋里突发奇想，策划出了一个名为Plustoken钱包的项目，他把目标瞄向了数以亿计的数字货币投资者。尽管那时数字货币正处于震荡的熊市当中，但他相信只要设计出让用户“躺赚收益”的模式，就一定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陈子涵发现，尽管说虚拟币的熊市来临，大多数不知名的币种以及新起盘的空气币跌幅凶猛，已经失去了市场和公信力，但投资者对于诸如比特币、以太坊、瑞波币等主流币种依然信仰充足。另一个行情是，虚拟币通过交易所来买卖，而同一个币种在不同的交易所之间价格有所差异，这就是形成了差价，也即理论上的操作空间。陈子涵设计Plustoken钱包的底层逻辑就是：帮助用户实现跨交易所的快速便捷交易，让用户在价格低的交易所买入币种，在价格高的交易所卖出，从而获得收益。他找来了陈波、丁赞清、彭一轩、谷智江等人帮他落地，这是一帮以80后为主的年轻人，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激情，更对带头大哥陈子涵描述的光明未来和财富自由充满了幻想。很快，经过产品设计、程序开发、交易测试等流程之后，2018年6月份，他们的产品顺利上线。第二天晚上，以湖南长沙为中心，以杭州、北京等位为支撑，陈子涵发起了第一场关于Plustoken钱包的线上路演。Plustoken正式对外宣称是继 imToken 后全球第二大数字货币钱包，设计了两种收益方式：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 静态收益由“智能狗”搬砖模式产生，每月享受 10% 固定收益，说是投资者存入 10 万元，复利一年就能赚到 70 万元；动态收益通过邀请注册方式获得，也就是拉人头的推广奖励。在这个晚上，他们组建的微信群很快从一个、两个发展为几十个，这是Plustoken钱包的第一批用户。
后来，他们还线下通过组织会议、演唱会、旅游等方式发布PlusToken平台的介绍、奖金制度、运营模式等宣传资料，推广平台实力及盈利前景。
当更多的人知道Plustoken钱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运营总部位于“韩国”，和三星和谷歌合作的，运营中心遍布柬埔寨、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全球性知名数字货币钱包。
但随着知名度的扩散，PlusToken钱包引起了专业人士的研究。作为数字货币钱包，PlusToken一个吸睛点在于，用户存入虚拟币，开启“智能狗”搬砖的功能后，在保本的情况下，每个月能获得10%-30%的月收益，这在熊市里无疑是个杀手锏。PlusToken官方声称，实现收益的主要方式，是让用户在不同价格的数字货币交易市场进行低买高卖，从而在价格差上套取利益。但随着这个概念的普及，业内人士发现，算上交易手续费等各项支出，在各国交易所若没有超过15%-20%的利润差的情况下，搬砖套利的实操性不大。
实际上，PlusToken平台没有任何经营活动，虽然宣称以提供数字货币增值服务为名，声称拥有“智能狗搬砖”功能能在不同交易所进行套利交易，赚取差价，实际并不具备该功能。一方面，虚拟币的价格波动大，交易量大的情况下，如果用户从A交易所出货，等搬到B交易所，可能价格是下跌的，并没有套利空间，这种风险极大。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普及，主流数字货币在各大交易所之间的差价越来越小，如果再加上交易手续费，套利空间可能根本达不到10%。PlusToken平台本质上就是一个资金盘，用户账户的数字货币进入到PlusToken钱包后，转移到了平台设定的个人账户，根本无法在交易所之间进行低买高卖。之所以能实现收益，无非就是把新增用户的“资产”分配给了老用户。这意味着，这个模式要能一直玩下去，就必须要不断地拉新，输入新的血夜，才能维持平台正常运转。这就是典型的旁氏骗局，跟自融的p2p平台毫无区别。要命的是，PlusToken钱包的推广拉新模式其实就是传销。会员间按照推荐发展的加入顺序组成上下线层级，并根据发展下线会员数量和投资资金的数量，将会员等级分为普通会员、大户、大咖、大神、创世五个等级。平台设置智能搬砖收益、链接收益、高管收益等三种主要收益方式，以此进行返利，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及缴费金额作为返利依据。很明显，这种做法存在“拉人头”和“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和返利依据”的情形，已经构成传销行为。而此时，PlusToken钱包已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地影响力声势剧增，聚集了百万用户。
2018年下半年，金融去杠杆的运动继续深化，相关部门对数字货币行业的监管也日趋严峻，相关部门多次发布了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警示，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为逃避法律打击，陈波、袁园将平台客服组、拨币组搬至柬埔寨西哈努克城，并继续以PlusToken平台进行传销活动。此时，平台上的用户已接近200万级别，涉及的资金量也更是数百亿。2019年3月下旬起，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主流数字货币出现普涨，在部分投资者看来，新一轮牛市正在启动，资金迅速向主流币聚集。但主流币的大涨，对于资金盘项目不仅不是利好反而是利空，因为主流币的吸金效应会让资金盘的拉新变得困难起来。一旦资金盘新流入资金不足以支付老投资者利息，操盘手就会在收益最大化的时刻选择“收网”。危险正在来临，但对于PlusToken钱包上的老用户来讲，一切都是未知。老用户们正在成为韭菜，但他们依然如痴如醉，把PlusToken钱包当成2013年的余额宝一样，只要有多余的闲钱，就恨不得全部都转进去。直到2019年6月27日，部分用户反映Plustoken钱包无法提现。消息如一石惊起千层浪，牵动着投资者们的神经。不久，中国警方在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以涉嫌“互联网诈骗”的名义，抓获了6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是PlusToken背后的操盘手。
以此6人为线索，公安方面组成的专案组民警分赴瓦努阿图、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成功将藏匿在境外的27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和82名骨干成员抓捕归案，彻底摧毁了这一盘踞境内外的特大跨国网络传销组织。
警方查明，Plustoken 涉及的参与人员有 200 余万人，累积流入 Plustoken 项目方钱包地址的比特币数量其实已经超过了 20 万个，以太坊则有上百万个，还有其他数量不等的各种小币种。如果按照2018年6月以来的最高价格，这些数字货币价值高达400亿，哪怕按照期间的最低价格计算也有148亿。跨国犯罪、涉案人数众多、涉案价值巨大，该案成为了公安机关侦破的首起以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为交易媒介的网络传销案件，也成为了“币圈资金盘”第一案。讽刺的是，PlusToken钱包几位主要操盘手中，有两位都是初中毕业，包括带头发起人陈子涵。陈子涵，本命陈波，1983年出生，常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只有初中文化。陆姣龙，曾用名陆春花，1987年出生，湖南省新化县人，常住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只有中专文化。其他几名操盘手，也都是80年左右的年轻人，大专或大学本科毕业。根据法院判决，扣押的数字货币依法处理，所得资金及收益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这意味着，那些资产受损的玩家只能认栽，他们可能在资金盘的游戏上堵上了全部身家，甚至刷信用卡套现、抵押房产借贷。这个结局，比p2p的投资者惨多了。p2p暴雷平台中至少还有清算后按比例退返投资人的案例，比如e租宝最终就退了35%。这也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传销的数字货币钱包完全不受法律保护。PlusToken的崩盘结局绝不意味着数字货币骗局的结局，甚至就在PlusToken崩盘后，依然有关于PlusToken重启、或所谓“PlusToken3.0”为名的新的骗局问世，这些骗局依然能吸引不少投资者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