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票被纳入监管是一个信号。接下来，针对房企“表外负债”的强监管大幕将大概率拉开。

商票这个庞大而隐秘的资金池，正进入监管视野。

据财联社消息，央行已将“三道红线”试点房企商票数据纳入其监控范围，要求相关房企将商票数据每月上报。消息称，房企商票数据目前暂未纳入“三道红线”计算指标，未来极有可能被纳入。倘若商票数据被纳入“三道红线”中有息负债指标计算，未来房企降负债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长期以来，因商票不被计入有息负债而游离于“三道红线”之外，成为房企降“三道红线”法宝，规模亦迅速攀升。数据显示，2020年末TOP50房企应付票据规模为4013.5亿元，同比大增33.8%。其中，华润、绿地、融创等房企商票余额最多。

被纳入“三道红线” 首批试点范围的12家房企是：碧桂园、恒大、绿地、融创、万科、中梁、华润、新城、华侨城、阳光城、保利、中海。

“如果不及时纳入监管范围，有可能导致市场整体信用风险提升与失控，引发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这是央行将‘三道红线’试点房企商票数据纳入其监控范围、要求相关房企将商票数据每月上报的主要原因。未来整个房企商票数据可能也会纳入‘三道红线’计算指标。”IPG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

商票被纳入监管这是一个信号。接下来，针对房企“表外负债”的强监管大幕将大概率拉开。

危险的商票

商业票据融资，是指通过商业票据进行融通资金。商业票据是一种商业信用工具，指由债务人向债权人开出的、承诺在一定时期内支付一定款项的支付保证书，即由无担保、可转让的短期期票组成。

负债表中，商业票据被计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避开了“三道红线”对有息负债的监管，因此，去年以来，承受较大资金压力和降杠杆压力的房企纷纷加大商票发行。

华西证券2019年研究数据显示，60家样本房企应付票据余额从2016年末的345亿元提升至2019年末的1343亿元，3年增长3倍。

2020年，房企商票承兑规模更是呈井喷式增长。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数据显示，2020年TOP19房企总体商票承兑余额达到3355.74亿元，较2019年增长36.59%，占全国商票承兑总量9.27%。

其中，华润、绿地、融创商票余额最多，碧桂园、保利次之。中型房企中华夏幸福、蓝光和富力等也将之运用娴熟。一些排名靠后的房企，如厦门建发其商票余额也超过100亿元。

有分析称，目前约8成房企都使用商票进行材料采购、劳务支出以及建设工程付款等，贯穿整个房地产产业链，从前期的土地招标到中后期开发建设、房产销售。其中，上游有材料供应商、建筑公司、设计公司，下游有装修公司、中介服务和物业服务机构等。房企一旦出现拒付商票行为，将带来连带损失。

柏文喜表示，“三道红线”监管新规大大压缩了房企债权融资空间，迫使房企利用企业自身信用大量开据商业承兑汇票来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变相的债权融资，将企业资金链及运营风险向相关企业转移。部分企业商票存量已经超过2000亿元，如果不将之及时纳入监管范围，极有可能导致市场整体信用风险提升与失控，引发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开发商集中采购优势很明显，形成了对上下游货款和购买服务拖欠。这种拖欠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形成三角债、农民工讨薪、工地停工等社会稳定问题。”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对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表示。

风险开始暴露

风险正在暴露。今年以来，阳光城、实地、中梁等房企均因商票兑付问题引发关注。

先是阳光城，去年底市场上有消息称这家公司“商票成批拒付”。今年1月4日，阳光城主动对外宣称：“该笔商票涉及刑事案件，经过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基于社会责任担当，维护商票持票人的合法权益，我司将于今日先行全额兑付该笔商业承兑汇票，后续我司将继续推进刑事案件侦破工作。”

今年5月初，有媒体报道称，实地地产子公司于去年4-8月签发的部分相关融资性票据出现拒付情况。对此，实地地产回应称，子公司于2020年4月至5月期间，向山西富兴盛开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由于山西富兴盛涉嫌诈骗，相关款项暂缓支付。

5月10日，中梁地产旗下济南梁鼎置业发布声明称，作为商票收款人的山东国茂通过伪造企业承兑保函、材料设备购销合同等虚假材料，将济南梁鼎用于质押的商业承兑汇票擅自对外流传。针对外界“济南梁鼎置业公司6.78亿元商业承兑汇票将陆续到期，欲兑付得打8折”传闻，中梁正面否认，直言所涉已到期商业承兑汇票已按期100%承兑，不存在打折或逾期情况。

恒大曾在6月7日于官网发布声明，对商票未兑付进行回应。其称，针对个别项目公司存在极少量商票未及时兑付情况，集团高度重视并安排兑付，目前集团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成立25年来从未出现借款利息晚付、本金逾期归还情况。

表外负债监管将加强

房企的隐患已经从评级下调开始了。

标普信评发布报告称，尽管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受“三道红线”监管要求影响，纷纷降低表内财务杠杆，以减少自身触及红线数量，但行业整体杠杆改善情况有限，且多数房企更倾向于使用增加少数股东权益或者将房地产开发项目移至表外等方式改善并表范围内的财务杠杆。

在一次压力测试中，标普将占总股本30%以上的少数股东权益重新归类为短期债务，结果近四分之一开发商面临评级下调压力。

实际上，在去年8月监管部门发布融资“三道红线”后，紧接着又在10月份下发了三张监测表，分别为《试点房地产企业主要经营、财务指标统计监测表》(表1)《试点房地产企业融资情况统计监测表》(表2)《试点房地产企业表外相关负债监测表》(表3)。这些监测表涵盖了“三道红线”监测指标，要求试点房企填写参股未并表住宅地产项目、明股实债融资、供应链资产证券化产品融资以及其他表外有息负债等数据，于每月15日前提交。

李宇嘉表示，“三道红线”对开发商杠杆约束以及对高负债的压降是全口径的。开发商报送的三张报表中，就包含全口径融资债务统计和报送，凡是有变相融资的都要进行监管和压降。

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明股实债”具有一定隐蔽性，从报表和经营数据定量和定性判断“明股实债”难度较大，易被企业用来避开监管，粉饰财务报表。“目前对表外负债监管主要靠房企自觉报送三张表，预计接着来对开发商全口径负债主动监管将成为重点。” 李宇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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