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城市视角衡量中国经济发展，2021年国内城市经济竞争力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1月2日下午，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共同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9》（以下简称“报告”），对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291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

从最具竞争力城市来看，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上海、北京、深圳、香港、广州，这5座城市在综合经济竞争力、当地要素竞争力、经济活力竞争力、营商硬环境竞争力以及全球联系竞争力等维度包揽前五。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报告还以“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为主题，从中心区、都市圈层面对全球特大超大城市的现状与特征、高质量发展与健康程度等方面进行样本研究和提炼，结合国情推演出了我国超特大城市的合理区间标准。

综合经济竞争力：上海重回榜首，东降中升成趋势

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石，衡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实力，是当前和短期的经济绩效的决定力量，也是城市未来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基础。

根据报告，2021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前10城市依次为：上海、深圳、香港、北京、广州、苏州、台北、南京、武汉、无锡；11-20名依次为：杭州、成都、宁波、佛山、澳门、长沙、东莞、常州、厦门、青岛。（完整榜单见文末）

这当中，上海超过香港和深圳，重回综合经济竞争力榜首，而香港和深圳各下降1位，不过依然维持多年来“三雄争霸”的局面。

前20强中，除东莞上升两名，厦门上升三名，青岛下降三名以外，其他城市排名基本没有变化。这也反映出头部城市格局稳定，地位难以撼动。

从地域分布来看，“南高北低、南升北降”的趋势依旧延续。南方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仍然在上升，北方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仍然在下降，其中南方161个城市的排名平均上升1.35名，北方130个城市的排名平均下降1.68名。

具体来看，南方城市有49个处于下降状态，有29个城市保持不变，有83个城市处于上升状态，并且上升的幅度显著高于下降的幅度；北方城市有63个处于下降状态，有12个维持不变，有55个处于上升状态，且上升的幅度要低于下降的幅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东降中升”逐步成为新的趋势。报告显示，东部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略有下降，具体表现为，头部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维持稳定，但是尾部城市的排名呈现下降的状态，总体东部城市排名平均下降1.42名。中部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平均上升了2.25名。25个城市处于下降状态，46个城市处于上升状态。

“从城市群来看，中部成长的城市群，如合肥城市群、南昌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它的综合竞争力排名均处于上升状态，上升幅度较大。”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博士、《报告》主编徐海东在现场表示，这些城市群排名分别上升6.75名、6名、4.07名、2.36名，特别是城市群的非中心城市的排名处于总体的上升状态。”

可持续竞争力：头部趋于稳定，多中心省份更强

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城市面临的永恒课题。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分别为：香港、深圳、台北、上海、北京、广州、武汉、苏州、南京、厦门。

发达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格局正在趋于稳定，香港、深圳、台北、上海、广州可持续竞争力基本维持不变；中西部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排名上升较快——成都（上升6名）、合肥（上升6名）、长沙（上升9名）、郑州（上升7名）。

就省份而言，台湾、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省份可持续竞争力处于前列，特别是江苏的苏州、南京、无锡居全国前15名，省内竞争力较低的淮安、连云港、宿迁也在全国分别排名第73、74、87位。

从各省份内部格局来看，多中心均衡发展的省份要总体强于单中心发展的省份。

例如，河北、福建、浙江的总体城市格局较接近扁平化的双中心格局，江苏、山东、广西总体格局接近多中心的格局，这些省份总体可持续竞争力要显著高于河南、陕西、湖南、山西、湖北、吉林、四川等单中心省份。

此外，在可持续竞争力的总体格局中，南北分化加剧的趋势依然值得关注。以分项指标科技创新竞争力为例，报告显示，2021年南方地区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平均排名上升2.795名，而北方地区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平均排名下降了3.46名。

根据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空间经济演化在区域维度呈现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鲜明对比：

即东部高端要素聚集的同时，中低端要素向中部和西部扩散的“聚中有散”现象，以及人口、人才和产业在南方加速聚集的同时，未向北方扩散的“只聚不散”现象。

具体来说，首先，东部人口和经济占比持续扩大，高端要素继续聚集，中部崛起态势鲜明，科创安徽引领发展，在“东中一体”共同进步中，“聚中有散”塑造了崛起和收敛；而经济“南升北降”，产业向南部集聚，这种“只聚不散”则加剧了分化与差异。

超特大城市的健康标准是什么？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城市评级显示，我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有7个，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有14个。

这21个超特大城市，常住人口达2.9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7%；国土面积16.9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市辖区面积7.5%；GDP总量为33.6万亿元，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3.1%。

“超特大城市怎么样才能有竞争力？是不是光有人口就有竞争力？”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直言，一些个地方就是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做大城市，“人口上去了，经济总量也上去了”，但城市竞争力应该有更多分项指标来衡量。

“以前说农民离乡进城，先到四线城市再到三线城市，再到二线城市。现在不是，农民一脚就迈到超大、特大城市。因此，超大、特大城市能有一个健康的标准非常重要。”姚景源说。

这个“健康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

此次报告以“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为主题，从中心区、都市圈层面对全球特大超大城市的现状与特征、高质量发展与健康程度、历史演化与未来趋势进行样本研究和提炼，提出一个创新观点——“人口生存舒适最低需求理论”。

无论从经济学、环境还是其他方面来说，人类生存、环境可持续都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超过这个标准无论对人还是对环境都会产生破坏：

人口居住空间不低于30平米；城市范围内土地开发强度不能超过30%；建筑物高度即容积率，结合全球城市经验一般不宜超过2.5；单次通勤时间不超过60分钟；城市住房用地占城市建设比例，经验显示值在25-40%之间。

由此，报告进一步推导出超大特大城市的理想人口规模、开发强度、开发密度等：

开发总面积最好不超过6000平方公里、半径不超过45公里，理想值是3500平方公里；

都市圈的中心区最大容忍面积为700平方公里，理想值是300平方公里；

都市圈最大人口不超过2500万人，理想值为1400万或1500万人，中心城区最好不超过800万人，理想值为450-500万人；

开发强度总体上不超过0.3，中心区不超过0.7；

都市圈或超特大城市人口密度最好在4000人/平方公里，中心区人口密度在15000人/平方公里以下。

对比来看，中国城市存在哪些问题？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存在人口规模偏大、中心区域人口密度偏高、经济规模和经济密度相对较低、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产业分工协作与多层嵌套欠缺、城市功能层级较低等问题。

这些问题又导致了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房价收入比普遍偏高、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生活质量相对较低等。

“对症下药”，报告对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发展给出建议：应降低人口密度、开发强度，提高经济密度，提升功能，扩大都市圈的空间面积，疏解低端功能，建高能级的城市。

特别是要制定多层嵌套的大都市圈空间规划；建设多组团、多中心、多层级的城镇体系；积极引导市场来推动特大和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更大范围的公共产品优化布局；创新功能疏解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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