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航天领域工作了33年，陈大吾对卫星和导弹如数家珍，经常跑的地方是酒泉、西昌、太原和海南发射基地。他现在是上海航天卫星应用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履职4年的上海市政协委员，借助政协的平台，他得以关注到更广泛的科技领域议题，调研脚步也踏遍了杭州、无锡、苏州、南京等城市的科技园区和学校，每年都有关于长三角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提案。

从“卡脖子”的芯片说起

采访从美国对华为的新禁令生效说起，在陈大吾看来，华为之所以显得被动，是因为芯片制造环节遭遇了严重的“卡脖子”，无法买到利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直接给生产和运营带来了很大困难。

陈大吾说：“我国芯片受制于人，是由于精密制造、精细化工、精密材料等工业基础方面能力不足。当精度从微米深入纳米后，中国就无法跟上世界顶尖企业的步伐，差距逐渐拉大。”

作为科技工作者，他深知，改革开放以来，很多行业奉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仿”，希望能用更省事的办法解决问题，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创新的源动力也丢掉了。面对如今的国际局势，更多人意识到，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最终还是要靠自我创新来解决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最困难时期，钱学森、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研制了出来。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讲起那个为祖国铸核盾的年代，陈大吾频频提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也一样，只有进行颠覆式创新，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道路。”

他认为，如果结合“十四五”规划，像当年攻克“两弹一星”一样，抓住具体领域，集聚一批人才，做好产业或技术分工，就会有一定的科技突破。

比如为了做出大规模集成芯片，就可以整合国内现有的产业资源，利用好人才和市场优势，将设计、验证、工艺、材料、制造设备、工装夹具、检测设备、软件、应用系统等全链条产业分工细化，形成创新链路，那么突破短板用不了很久。

在这一点上，长三角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集聚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上海有优秀的芯片设计人才，浙江有领先的设备制造工艺，江苏和安徽也都有上下游企业，如果能进行全面布局，将有利于攻坚克难。

完善长三角创新体系

可全面布局没有那么简单。履职的这几年，陈大吾调研了很多长三角所有的科技园区和大学，他发现，三省一市在科研领域发展迅猛，但也自成体系，竞争激烈。

陈大吾掰起指头细数：浙江有之江实验室、良渚实验室、湖畔实验室、西湖实验室等创新型科研机构；江苏以大学的国家级实验室为基础，结合产学研，培养了与产业紧密结合的重点实验室，实验室规模是国内第一；安徽依托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技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智能语音、量子技术、氢燃料、液晶技术领域引领国内发展。

一通排摸下来，各地都实力强劲，可细究产业布局，其实还是散沙一片。表面上，长三角一体化已经成为共识，但地域文化差异、各地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各级部门考核的指标要求，都会左右竞争节奏。

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中进行科研攻关，就算是政府支持的项目，也被严格考核，三五年没有产出，将会中断或减少资助，而各类科创基金和风险投资，更是带着很强的功利性，孜孜以求利润的高增长。陈大吾担心：“引领性科研的风险不可控，时间也不确定，前期确实很难有产出，如果没有持续投入，进行长周期研发的团队就会遇到融资难的局面。”

他举例，在芯片生产过程中，光刻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光刻的精度高了，芯片制造工艺就能提高。光刻胶，正是这道工艺里的一个重要材料，这种胶受到温度、酸碱度等几十种条件的限制，胶的纯度与制造环境和流程相关，不同光刻精度对胶的要求也不一样。

在这个领域，日本的几家公司占据着全球87%的份额，而我国光刻胶的制造目前依托原先的一些代工工厂进行研制，才刚刚起步。陈大吾说：“日本的企业整整研究了50年，把这款胶做到了世界顶级，这样漫长的研发期在国内是很难想象的。”

陈大吾研发经验丰富，他明白，化学实验没有捷径，就是通过一次次尝试，才能找到最好的材料。在他众多“硬核”专利中，有一款比较“轻量”的——井盖智能监控装置，只有两个烟盒大小，装在井盖下方，里面装有定位系统和压力传感器，一旦压力撤销，就会自动报警。如果井盖因为发大水或被盗而丢失，就能及时提醒，让路人免遭危险，现在很多城市都安装了这个装置。

这个发明看似简单，但团队也经过了反复实验，窨井下面腐蚀性气体多，材料既要防水、防腐、还要有良好的密封性，否则很可能损坏失灵，所以材料配比进行了多次修改，直至效果最佳。

重大科研领域更是需要持久投入精力，陈大吾和多位政协委员联名建议，优选出长三角区域重点发展的产业，按区域特点和人才优势进行合理规划，由政府搭建公共研发平台，配备重大试验装备和测试仪器，整个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重点支持青年团队投入长时间的基础研发，创造有利于产业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

让科技人才走得稳走得久

上海要打造创新策源地，人才是关键。这已是共识。但陈大吾认为，“这种人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人才，应该有像钱学森那样‘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学术泰斗级人物。”

“长久以来，我国大部分领域的发展都是跟随式的，很多优秀的科研人员，虽然能在具体的专项里钻得很深，但难有宏观层面的突破。有了领头人，才可能有在国际上叫得响的领域，以及和他国对谈的底气。”结合在工作中的思考，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转变人才培养的思路。

抛弃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把科技人才和干部的培养路径分开，这一点很重要，“要鼓励科技工作者静下心来研究科学问题，科技人才只有深入一线，产业才能有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可能”。

从他最熟悉的北斗平台来说，这些年，从导航到农林牧渔、电力传输、防灾减灾，随着全球组网完成，北斗更是无处不在、触手可及了，这些都离不了深深扎根祖国大地的科研人员，陈大吾说：“北斗的应用只受想象力限制，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现在，应用北斗的海上救援产品已经在最后测试了，陈大吾介绍，通过给救生衣中安装定位和声光报警装置，如果有人落水，位置信息会被即时传到后台；救援进行时，风浪大的地方可以出动无人船，能搜救5米深的水域。在生活中，定位芯片还被安装在鞋里，以提供走失的老人或小孩的位置。但是，鞋里的芯片100多块钱，而救生衣中集成模块的成本则数倍于它。

“话又说回去了，只有我们造出集成芯片，它普及之后，成本才会降低，所以必须进行攻关，要攻关就亟需人才。”在他看来，本土的战略性人才之所以培养不出来，很大程度是因为应试教育培养的是快速记忆的能力，而非创造力。他认为，“科技创新需要海阔天空的想象，需要天才少年的灵光乍现”，所以对有非常规思维的学生，可以通过启发式教育，培养他们系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通过国际交流，引领他们探索世界最前沿的学术问题。

能不能学习西南联大的模式？陈大吾说出自己的设想，在长三角区域，建立一个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打破研究所和高校间的区域划分，规定由区域内的院士和学术带头人在平台上公开讲学，并进行考核。“今年是一个转折的节点，如果能静下心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用十年左右培养出一批顶尖人才，重点科技领域的真正突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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