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博士日前接受专访时表示，财政政策将更加注重精准发力和提质增效，2022年财政政策明显扩张趋势较为确定。同时，基建投资是逆周期调节的传统抓手，扛起稳增长大旗势在必行，“新基建和老基建并举、新基建和老基建融合发展”的格局将逐步形成。

  2022年货币环境存在进一步宽松空间，且更加注重信用扩张，2022年上半年仍有调降政策利率的可能性。“宽财政”+“宽货币”+“宽信用”的“三宽”局面有望逐渐形成，宽信用料瞄准新老基建、先进制造业、碳减排、科技创新和优质房地产公司。

  更加注重精准发力和提质增效

  中国证券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对此应如何理解？

  黄文涛：随着我国财政政策逐渐从过去总量性模式向提质增效的结构性模式转变，未来财政政策的实施会更加注重精准发力和提质增效。2021年，财政部提出“一个保持、两个提高”，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急转弯，同时提高支出效率，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考虑到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大、新增减税政策在2021年下半年逐步落地等因素，2022年财政收入可能承压，叠加稳增长、保民生的支出任务较重，因此财政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成为今明两年财政工作的要求。

  财政政策要实现“精准”“可持续”的目标，首先需要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坚定不移地对2022年经济起到稳增长的重要作用；支出节奏要保持连续性，把握好2022年各季度财政发力的抓手；政策安排和调控需要做到前瞻性，统筹安排、不急转弯。

  落实到细节，财政发力需要“靶向”发力，资金的拨付使用要“精准滴灌”，继续兜牢民生底线、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例如，继续推进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减税降费政策，支持扩大有效投资，落实好教育、养老、医疗、住房保障等政策；保障好“两新一重”，支持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资金需要等。近期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专项债发行管理办法，未来专项债资金使用的事前审核和事后监督将更加规范，这些措施有利于未来财政多个账本资金的统筹规划和精准发力，让财政发力的效能进一步提升。

  中国证券报：财政政策重要性愈加凸显，2022年财政政策是否将明显扩张？财政政策的发力方向将有哪些？

  黄文涛：2022年财政政策明显扩张趋势较为确定。2021年下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明显发力，专项债发行提速，争取在2021年底2022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

  目前财政的主要发力方向仍集中在民生、基建类支出以及减税降费等，预计这一态势会延续到2022年。民生类开支主要在就业、教育、社保、医保、文化事业产业，通过结构性的财政发力精准支持民生。基建是当下稳增长的主要抓手，能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减税降费能切实减轻居民和企业主体负担。“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减税降费超过7.6万亿元，其中减税4.7万亿元、降费2.9万亿元。2020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6万亿元，有力支持了各类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复业，助推企业纾困发展。

  新基建和老基建融合发展

  中国证券报：基建投资2022年能否扛起稳增长大旗？投向上应重点关注哪些领域？

  黄文涛：基建投资是逆周期调节的传统抓手，扛起稳增长大旗势在必行。2022年我国稳增长压力较大，消费在局部疫情的多轮冲击之下动能较弱，2022年出口受海外需求回落影响可能增速放缓。在此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基建投资被寄予较高期望。

  预计“新基建和老基建并举、新基建和老基建融合发展”的格局将逐步形成。老基建可以通过较大体量的资金投入和上下游产业的联动快速形成实物工作量。在新的政策指引下，2022年财政会积极推进“十四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地方城投融资政策或有所微调，但在引导地方城投积极参与基建投资的同时需要遏制隐性债务的无序扩张。

  在“双碳”目标和创新型驱动力的推动下，新基建动能持续增强。从总体规模来看，未来五年新基建预计拉动直接投资12.5万亿元，考虑到上下游配套投资和溢出效应，总投资规模可达27万亿元左右。从体量来看，目前新基建占广义基建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但可以进一步为基建投资扩容、提质增效，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短期稳增长核心还是要靠老基建集中发力。2022年基建投资能否扛起稳增长大旗，需要关注资金配套方面的情况。政府投资意愿及资金配套程度是分析预测基建投资的两大维度。从相关会议及政策重点已能明确政府基建投资意愿，但最终基建投资规模有多大、2022年基建投资增速有多高还需从资金方面预测。基建融资主要包括预算内投资(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支出)、银行贷款、城投融资、PPP、非标类融资等，其中预算内资金、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的比例大致在15%、15%和60%左右。

  专项债方面，近期财政部已提前下达2022年新增专项债限额1.46万亿元，重点用于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保障性安居工程等9大方向。2021年第四季度到2022年第一季度新增专项债规模较大，预计将在2022年上半年形成实物工作量，发挥稳增长作用。

  新基建方面，建议重点关注新基建中有老基建属性的板块，包括高铁轨交、新能源充电桩、特高压、绿电等项目。

  中国证券报：2022年要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释放出哪些信号？

  黄文涛：目前，隐性债务成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的重点。相较于去年“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的表述，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表明政策方面并没有放松迹象，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进度将加快，城投平台转型将提速。但2022年整体支出任务仍不可忽视，意味着2022年地方显性债务会有序提高，地方新增专项债与一般债的规模可能继续增加。

  在坚决遏制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化解现存隐性债务的背景下，城投公司市场化日益紧迫。我国地方城投平台转型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城投债和地方政府信用关联性需要进一步规范，城投如何依靠自身发债获得融资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城投公司需要寻求可发展的盈利项目，开源节流。目前部分城投公司主要承接盈利性较低的项目，对地方政府依赖性较强，未来需要逐渐向城市服务提供商的角色转变。

  总体来看，2022年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是开正门、堵偏门政策的延续，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配合“隐债显化”的过程，严格遵守财政纪律。此外，2022年地方政府债务将迎来新的偿还高峰，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有利于控制地方债务水平，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地方财政收支可持续发展。

  2022年上半年存在下调政策利率可能性

  中国证券报：未来应如何加强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确保宏观政策稳健有效？

  黄文涛：2022年，我国外部需求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内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宽财政”+“宽货币”的政策组合箭在弦上。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需要一个“宽货币”向“宽财政”传导的过程，2022年需要宽信用疏通传导过程的堵点。

  从货币调控看，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与去年的政策表述相比，意味着2022年货币环境进一步宽松存在空间，且更加注重信用扩张。2022年上半年仍有调降政策利率的可能。央行若继续推动贷款利率稳中有降，可能需要政策利率的引导。而2022年上半年是美联储加息前、物价上涨压力小、经济下行压力大、信用风险触发的叠加期，降息具有合适契机。

  从财政调控看，财政政策在总量上需要保持稳健有效，实现可持续性，既要缓解短期困境，也要兼顾政策中长期效果。宽信用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在房地产市场预期尚未扭转的情况下，基建投资需要宽信用的助力以获得动能。同时，2022年发债需求前置，也需要宽松的货币环境进行配合。因此，2022年“宽财政”+“宽货币”+“宽信用”的“三宽”局面有望逐步形成，宽信用料瞄准新老基建、先进制造业、碳减排、科技创新和优质房地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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