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期间,专程前往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介绍展陈,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事迹。习近平指出,张謇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张謇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
在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以张謇为榜样,劝勉企业家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张謇,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一再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评价?他对当今中国的企业家有什么启示?
为了让社会各界对张謇有更多、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认识,正和岛特意梳理了国内10位专家学者对张謇不同角度的评价。
惟愿张謇及其心系民生教育、实业报国的精神,在当下中国重新闪耀时代的光芒。
张謇第一个标签,是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家,这是毛主席提过的。
但若说张謇的首要角色是工业家,则远远不够,他的政治色彩更为浓重。在中国近代史几大政治转折处,他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张謇创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第一”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
张謇力主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应覆盖全社会而不留任何盲点,应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开始。
他自己生活上至勤至俭,却倾其所有,连续十几年,一口气办了近四百所各种门类的基础学校,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近代国民教育体系。
再回到人们最熟悉的那个老标签“民族工业家”。和其他搞航运、交通、化工、金融的巨子相比,他主要搞轻工业,兼以开垦盐荒治理淮河。
然而,是张謇,而不是那些更成功的巨商们,被现代企业家们追溯为精神领袖。因为他主动挑到肩上的社会责任,远远超出了“实业家”和“商人”的身份。
他从来不是想建立一个商业帝国,而是想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他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是,企业家不仅要做大,更要做实;不仅要爱国,还要爱社会;不仅要办慈善办公益,还要育平民担责任。
这是士大夫的根本价值观所决定。而企业家精神加传统士大夫精神正是中华近代商道的内核。
张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社会企业”。张謇堪称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企业界也开始转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即追求社会企业。而张謇在19世纪末抱着“实业救国”目标创办民营企业,一开始办的就是社会企业,一开始追求的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的可持续发展。
张謇所从事的“社会企业”事业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
首先,大生公司的发展基础,是与农户家庭经济理性的自觉结合。其次,张謇的大生集团存在的三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对南通的地方做综合建设。
张謇的大生公司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综合性的,是因为他不想消灭农村和农民,而是带着公司同农户一起现代化。农户传统“男耕女织”的土布纺织业被保留下来,张謇的纱厂成为适合农户织布的中间平台,全产业链在南通当地整合,达到就地转化企业利润,优化本地一级市场;同时投入社会文化的综合建设,实现“教育-实业-公益”三位一体,促进当地资源就地转化为企业资源。
我曾对张謇先生有两个误解,一是以为他是一个或左或右的投机分子,二是以为他是仕途失利了以后才去做实业的。
今天我知道,张謇是一个拥护共和与统一的人,但那个时代有统一能力的人不想共和,想共和的人没有能力统一,所以张謇先生才不得已游走其间。张謇是在自己有机会做官或者谋更大个人好处的时候,以官不可为而去做实业救国的。
张先生的事业从培植新主体、发展新金融、重视新技术、培植新人才、建设新供应链着手,他的产业思想、城市主义、文化主张即使从今天看也丝毫不落后。
经过对张謇经济思想的研究,我发现他的思想有三个特征。
1.信仰工业文明,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2.信仰城市文明。3.信仰企业文明,推崇企业家精神。
张謇创办的企业一开始是股份制企业,接受了现代企业的各种思想,而且强调企业家精神,他的家国情怀非常深,一再强调创办学校的目的不是简单的赚钱,而是社会的责任和国家的责任,他对企业的理解极其深厚。
张謇思想对当今中国的三大价值:
1.中国必须坚持工业文明的方向,迎接工业化的第四次浪潮。
2.中国必须加大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文明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3.一定要推动企业文明,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中国必须坚持推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企业文明,张謇100多年前提出来的三大思想,中国现在还在用而且应该坚持用下去,因为这是长时间积累努力的结果。
我不知道胡适为何把张謇先生定义成了一位伟大的失败者,在我看来不管张謇的事业后来如何,他的伟大和成功已经固定在那里不能改变了。
因为张謇先生的事业观、人才观、国际观、治理观照亮了很多人前进的方向,也成为那个时代与后来很多杰出人才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指引。
张謇的一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出生到22岁走上社会。第二阶段,走上仕途。22岁开始,一直到42岁。第三阶段,42-62岁,办企业,参与政治,大显身手,事业达到顶峰。62-73岁,是他人生第四阶段,主要精力放在南通地方治理上。
张謇不管做什么,都是从爱国主义的初衷出发,爱国、救国、报国。综观张謇的一生,他始终坚持和践行爱国主义政治理想,即使在南通办实业、搞自治,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称他为爱国主义企业家典范。
作为企业家,张謇身上有三点最鲜明的品质,也反映了近代苏商精神。
1. 把救国、济民放在首位。张謇无论做什么都围绕这个宗旨,希望国家强、百姓富,以天下为己任,固守“家国一体、大德为先”的儒家传统。
2. 奉行正确的义利观。借用张謇自己的话说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3. 坚持以德兴商。良好品德是企业家安身立命之本,是促进企业发展和事业做大的保障。诚信守法、忠实不欺在张謇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张謇是中国史上第一位下海经商的状元,他的大生集团一度是中国最大的私人企业,他是中国商绅集团的绝对领袖,他也是清帝退位诏书的起草人。
这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你若问我心目中排名第一的企业家是谁,我会说是:张謇。当今存世的所有企业家,就精神境界而言,张謇是最值得追慕的人物。
而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
胡适为他的传记作序言,称他是“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其实,张謇之不能忘记,又何止轻工业而已。
如果我们要对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介绍张謇是谁,我会试图激发他的好奇心:
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到了40岁还在考试,终于考了第一名;他并没有钱,可是他却办了很多很多的企业;他甚至不会任何一种外语,却让很多外国人愿意从很远的地方来与他一起工作;他的年纪比我们很多人的太爷爷都大,只有不到5%的人会记得自己亲爷爷或者亲太爷的名字,但是他的名字却让很多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记得。
很多人在研究张謇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但是具体他说的与做的也许没那么重要,他只是在他的时代,说了做了很多被他那个时代看作太前卫太不可思议的事情。
问题是,我们今天对于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还会鼓励去这么想、这么说、这么做么?如果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自己还不如一个前清时代的张先生了。
张謇的事业在当时感动了国人,世所公认,他是中国近代实业史上的第一人。
在 1937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中,首为黄帝,末乃张謇。他事业的一部分至今惠及大众,张謇把南通从一个僻远的小县创造成现代城市,南通以其极富现代意识的建筑规划被当代建筑大师吴良镛教授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有人说:“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张謇时代遗留下来的事业,大至南通的一厂一校,小至南通的一桥一路,均是他个人意志的体现。作为南通事业的缔造者,张謇的印记与南通永远地烙在了一起。”
南通有个说法是“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人们用文学的语言表达说:“大多数南通人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生涯都是在张謇创办的学校里度过的。大多数南通人都至少有一个亲戚在张謇创办的工厂里工作过。”
中国商业史上有富兰克林这样的人吗?
我的答案是张謇。
富兰克林谱写了费城故事,张謇创造了现代南通,他一生服务的社会领域可能更多。
一人,一企,一城,一文明,求仁者,自然得仁。以一人之力经营南通30年,张謇曾说,“上而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下而对于社会人民,无一事之强同。
对于世界先进各国,或师其意,或撷其长,量力所能,审时所当,不自小而馁,不自大而夸。”
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终点。
在张謇那里,我看到了中国内生的商业文明血脉,他是中国企业家理当追思和学习的精神教父。他们那一代企业家的精神和风范,我们今天继承了多少?
在今天中国商界的滚滚红尘中,当然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者,有埋头踏实的大国工匠,有无数年轻而进取的创业者,但是那种财富骄人、缺乏文化根基和社会责任、以富豪榜排名论英雄的气息,还是非常严重。
什么是社会需要和尊重的企业家?
在很多富豪那里,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企业和社会的关系,社会责任对他们不过是糊弄公众的公关词语。
我感动也庆幸,中国有过张謇这样的商人。他永远和他栖身的土地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在一起。江河行地,日月奔流。
他留下的财产让无数人永记心中,也让那些金钱速生而声名速朽的富豪感到羞愧。
很多人定义的成功在于企业的规模,但我看到了太多有规模的企业家,却在另外一些有格局与德行的伟人比如稻盛面前显得猥琐。我也看到那些恰恰有了修为的企业家,也许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规模,却让规模做得比他大的日本企业家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了解了张謇先生,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与事业格局,我认为是稻盛这样的先生难以望其项背的。
附张謇小传
字季直,号啬庵。 祖籍江苏常熟土竹山。 1853年7月1日生于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 1894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1895年,奉张之洞之命创办大生纱厂。 1912年,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同年,改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 1915年,因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部分要求,愤然辞职。 1919年,建成南通更俗剧场。 1922年,棉纺织业危机,事业全面崩盘,大生纱厂走向衰落。 1926年8月24日,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主张 “实业救国”,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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