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刘连舸发表了题为《经济“双循环”与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发展》的演讲。他指出，“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外部复杂形势的战略举措，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金融业要继续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调整，更好地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创新为引领，打造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疏通内循环的堵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加快绿色金融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发展，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实现包容性增长。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富林主持会议。

在主旨演讲环节，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2021年金融波动将持续存在，新的冲突蕴含在疫情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及企业破产的结构性变化中。

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后疫情时代，新冠疫苗和美国大选尘埃落定都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积极作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认为，RCEP国家会出现大规模的投资，这种投资的增长会持续一代人的时间，这是世界所需要的投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面对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国的问题是最少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是最多的，政策空间是最大的。渣打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杰拉德•里昂斯肯定了中国选择在现阶段实行双循环战略的正确性，从确保市场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关注兼容性等六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荣鼎集团合伙人丹尼尔•罗森认为，改善中美关系应该制定一个绿色清单，并和平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

年会“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环节，来自国内证券、基金公司及智库的四位经济学家，就“2021年宏观经济展望”这一话题展开了精彩的对话。年会还举办了以疫情危机与金融数字化场景变革、危机救助与货币政策创新、去全球化与产业链重塑为主题的三个分论坛。来自学界、业界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共同为2021年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建言献策。

年会期间，《国际金融研究》编辑部举办了2019年度优秀论文颁奖典礼，刘连舸、朱民、李扬、张宇燕为十位优秀论文获奖作者颁奖。

附：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演讲全文

经济“双循环”与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发展

——在2020年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的致辞

中国银行董事长 刘连舸

（2020年12月3日）

大家早上好！

今天，中国银行高朋满座、蓬荜生辉，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学者、业界精英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共同探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这个话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我谨代表中国银行和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向参加本届年会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即将过去的2020年，的确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动荡不安。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部署，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会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下面，我想就经济“双循环”与中国金融业全球化发展问题，与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看法。

首先，“双循环”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加入WTO以后，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速度开始加快，依托自身优势，中国成功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分化深化的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外贸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贸依存度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最高时曾分别达到60%和10%左右。但在经济进入新阶段后，随着一些要素红利优势的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当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在外需明显放缓的背景下，内需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使然。

其次，“双循环”是应对外部复杂形势的战略举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和产业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出现趋势性变迁。新冠疫情更是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一是疫情导致世界经济需求和供给同步收缩，侵蚀全球化基础。多家国际机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左右，未来仍将在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三低”环境中运行。二是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化遭遇“逆风”。近年来，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盛行，不断推出保护主义的措施，全球贸易投资不断萎缩。预计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下降9%以上，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30%至40%。三是全球产业链稳定性受到影响，我国经济安全面临一定的挑战。疫情之下，各国对关键产业、关键技术的控制增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加大，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可能从暂时、局部的调整演变为长期、全面的重塑。

第三，“双循环”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持续提高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为促进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到2019年底，中国普通高校毕业人数约834万人，数量为全球第一。中国已成长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和物流基地，完备的工业及物流体系有助于增强产业链的粘性。今年4月份，中国美国商会在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0%的企业没有因为疫情而考虑将产业链、供应链搬出中国。2016年至2019年，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1.9%，已连续多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这一群体可能将增加到8亿人左右。

习近平主席强调，双循环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既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被动应对、短期选择，而是中国的主动作为和长期战略，是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要求调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以外促内、以内促外。在此过程中，我认为需要重点把握四个方面。

一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开拓国际合作的新空间。近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标志着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也意味着中国在实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未来，中国将继续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第一，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网上交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第二，深入研究“一带一路”中各类项目商业可持续性措施，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问题，在更加注重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第三，充分发挥自贸区（港）连接“双循环”的特殊纽带作用，推动对外开放向更多领域、更多的地域辐射，形成纵深开放的新格局。

二是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放在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在未来的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中，各国都需要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和独特定位，以促进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更加稳定和高效。未来我国要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实现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转变。2020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创新指数中位列第14，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有17个科技产业集群进入全球百强，仅次于美国的25个，这为产业链向设计、研发等高端环节转化提供了条件。中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也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这是构建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加快完善多边合作供给体系，降低高端制造产品供应来源单一风险，营造多元化供给的新格局。

三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强调规则的对接。近年来，我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2020》当中，中国营商环境排名已上升到第31位，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未来中国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跨国企业把产业链、生产研发基地等配置在中国。此外，在开放规则中更加注重融入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内容，以适应后疫情时代全球绿色发展的需要。最近，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时郑重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为全球经济发展新规则树立了典范。

四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强调风险防范。开放与风险总是相伴而生，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持续构建开放安全新体系，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优化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制度，为开放上好“安全阀”。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安全体制机制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信息网络等领域安全。加强经济安全风险预警，实现重要产业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此外，合理掌控金融对外开放节奏，把握好“开放”与“稳定”的关系，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中国金融业要继续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调整，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更好地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金融力量。

第一，以创新为引领，打造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金融业要围绕科创企业融资中的痛点，优化金融供给、转变风控理念，形成跨市场、全周期、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新模式。制定更符合科创企业发展规律的融资体系，形成风险投资、资本市场、银行创新型信贷等通力合作的新局面，完善覆盖企业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安排。顺应科技与金融加速融合的趋势，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提高对科创企业金融需求的响应速度。

第二，疏通内循环的堵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金融业要按照产业协调、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的内在要求，不断助力疏通内循环体系。顺应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趋势，加大对高端制造业、数字经济、新基建、新能源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为我国抢占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创造条件。把握养老、医疗、旅游等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潜力，加快场景生态建设，并开发与消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产品与服务。加强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持力度。

第三，加快绿色金融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疫情时代，加快绿色发展已逐步成为全球共识，金融机构要充分践行社会责任，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供给，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更为环保、低碳的领域。另一方面，要按照联合国提出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原则(ESG)，加强中国参与绿色金融、社会环境、公司治理等金融规则的制定，促进全球治理迈上新台阶。在与欧盟投资协定的谈判中，环保标准和环保要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因此，我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在绿色发展等方面凝聚更多共识。在全球关心的领域有所承诺、有所行动，并积极兑现，不断增强我国的国家公信力。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第四，坚持开放发展，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一是不断扩大对内开放，支持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和高水平“引进来”，方便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业务开拓。高效利用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全球化布局的优势，支持外贸转型升级，开拓市场。二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用好全球资源，吸引当地和各类国际金融机构加大对 “一带一路”和RCEP等关键市场的资金支持。三是把握全球低利率或负利率的市场新变化，调整和优化基于国别维度的资产与负债布局。

第五，加大对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实现包容性增长。普惠金融是“十四五”时期和实现2035远景目标的重要方向，也是中国金融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基调之一。“十四五”规划《建议》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回顾全球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造成贫富差距拉大，衍生出众多背离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金融业要继续加大对民营、小微、三农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在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同时，打造自身发展的“新蓝海”。在低利率环境下，大型金融机构要更加注重承担社会责任，不断下沉服务重心，利用新型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县域、乡村的金融服务网络，打造便利、快捷、高效的农村金融服务生态圈。中小金融机构也应发挥更加熟悉当地市场的优势，设计符合当地地域和产业发展需求的金融产品，加大对当地主导产业和特色经济的支持力度。

各位朋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还将加速变革。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将更好地发挥连接学术、实业和政府平台的独特作用，以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担当，在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应用创新等方面做出新突破，展现新作为！中国银行也将充分发挥国际化、综合化的优势，与社会各界一道，为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新的贡献！

最后，预祝本届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