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平台垄断说明，曾经的屠龙少年最终都会变成恶龙。这一点和石油钢铁寡头时代没有本质区别。
上海滩那场著名的“反巴塞尔协议”演讲，就像亚马逊雨林的蝴蝶翅膀，一次不经意的扇动，引发了意外的连锁反应，其中一个就是IPO君所呼吁的，反互联网巨头垄断正在加速度。（抛弃巴塞尔协议的荒唐言论说明，有必要强化反巨头垄断法了！）11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要求互联网平台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也不得限定交易，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或差别待遇（如大数据杀熟）。哪些平台在这个名单上？根据媒体报道，名单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58同城、百度、奇虎360、搜狗、字节跳动、快手、滴滴、微店、新浪微博、贝壳找房、拼多多、国美在线、饿了么、携程、苏宁、兴盛优选、唯品会等27家。公平说，蚂蚁虽不无辜，但也不是这一切的肇始者，它只是失误撞上飓风风口而已；蚂蚁没有预料到网络小贷新规会紧急出台，同样，也不会料到反垄断指南在双11前夜公布。从抑制巨头无节制的放贷欲望，到严禁互联网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国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加速度，更像是历史的“巧合”。很多人可能忘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是2007年8月30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2008年8月1日施行。12年过去，全国人大都换到第十三届了，《反垄断法》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我们还没看到任何一家大型互联网巨头因为垄断被严厉处罚。一位搞法律的朋友幽幽地说，什么时候能看到反垄断部门召集几家互联网巨头公开问话，就像美国国会质询苹果、谷歌、亚马逊的CEO那样，公开进行，让人人都能看到，过程透明，结论明确，有始有终，这才是真的贯彻《反垄断法》。显然，这一套资本主义的小情怀天真又幼稚，不适合我们的文化。《南方都市报》2018年曾统计过40多起涉及互联网上市公司的涉嫌垄断案例，结果发现，涉案30家企业里，除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外，其余27家企业中有18家拥有BAT“背景”。文章引述业内观点认为，反垄断法10年之所以成果不多，原因有两个，一是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新业态抱着包容审慎的态度；二是，互联网行业的各方面因素错综复杂，取证难度大。反垄断的工作确实很难做。曾有好事者统计过，某部委反垄断局多名干部都被BAT挖走，也有的去了律所，帮助垄断企业打官司去了。帮主人看门的猫被老鼠请去做顾问后，老鼠连罚酒三杯的形式主义都省下了。有热心网友一直惦记着反垄断部门没完成的一些工作。例如，2016年8月，滴滴宣布与优步中国合并，但到了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还未完成反垄断调查。现在，滴滴传出将启动上市，生米已成熟饭，大家似乎忘记有反垄断调查这回事了。每到双11前夕，电商平台都会因为“二选一”公开互掐一番，这几乎成了电商界每年11月的保留节目。有互联网平台高管用社交账号公开宣称“‘二选一’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这种反智言论都扩散到反垄断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了，监管终于看不下去，放出狠话，“适时立案调查”。等到下一个双11，消费者手都“剁”完了，立案的事还没下文。巨头都公开否认“二选一”是垄断了，你还不反垄断；下一步，他就敢公开说，中国没有巨头垄断，不需要反垄断法。在网络小贷的话题上，巨头的逻辑不就是这样的嘛。
千万不要低估了互联网巨头挑战监管、欺骗用户的胆量，全世界巨头的羽毛都是一个颜色—黑色。
亚马逊当初玩大数据杀熟也是死不认账，被一名老用户抓到把柄后才灰溜溜地出面道歉；淘宝“大数据杀熟”更离谱，一款洗面奶5个价，VIP比别人更贵一点。淘宝将此解释为“误解“；前谷歌大拿曾发文指携程机票“大数据杀熟”；作家王小山也曾在微博炮轰阿里旗下飞猪旅行 App ”大数据杀熟“；滴滴打车，同一段路程，对两部手机的报价不一样，有的老用户比新用户价格高。
网上的投诉成千上万，为什么反垄断部门没有介入调查？据说固定证据太难，巨头不承认也很难立案调查。这方面应该适当学习下欧盟和美国的做法。谷歌和苹果在欧洲都曾因涉嫌垄断被重重处罚过，动辄就是几十亿美金，巨头挨过打都会老实几年；亚马逊也因利用卖家数据牟利遭到调查。美国在对本国科技巨头垄断问题上一向是穷追猛打，毫不手软。从来没听说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实在不行，钓鱼执法嘛，美国执法部门经常对金融巨头干的。客观说，固定证据固然是个技术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提高站位，下定决心排除一些干扰，反垄断自然水到渠成。反垄断从来就是一个世界难题，在这方面，中国还是一个小学生。过去十年里，互联网数字经济集中度越来越高，开始出现寡头垄断局面。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互联网巨头都已经深入渗透到国家经济生活和国民日常生活当中。巨头们把控着网络流量分发的关键入口，成为实质上的互联网守门人。据预测，到2030年，互联网巨头将掌控全世界30%的国民经济产出。上月初，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委员会颁布了一份《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其结论是美国四大科技巨头：苹果、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涉嫌利用市场优势地位破坏市场竞争。报告建议加强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有必要的话强制拆分这些公司的业务，以鼓励市场竞争和创新。苹果称霸ISO生态体系，它决定哪些软件可以上线，哪些下线；也可以决定向这些软件如何收费；谷歌控制了美国90%的搜索市场，它可以决定你看到什么内容和广告；亚马逊掌控约50%的美国在线零售市场，对230万第三方中小卖家具有支配性影响；Facebook是美国最大的社交巨头，它通过近100次主动并购巩固和强化其垄断地位。在美国，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四大巨头是美国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合计总市值高达5万亿美元，大约占美国GDP（2019年21.7万亿美元）的23%。在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京东、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百度、滴滴打车分别在电商、社交通讯、支付、外卖、信息、搜索、出行等方面垄断了相关垂直领域的互联网入口，其总价值约15万亿元人民币，约占我国GDP（去年为99万亿元）的15%。互联网巨头从创新先锋变成垄断寡头，昔日屠龙少年摇身一变成为恶龙。从钢铁石油铁路的工业化时代，到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数字化时代，巨头垄断的形态日新月异，但其本质从不会变。垄断的最大特点是缺乏竞争，也就意味着更高的价格和更次的产品；最关键的是，少数巨头垄断会削弱竞争，降低经济活力，伤害中小企业，造成经济资源和财富的过度集中。140年前，美国几大铁路巨头通过秘密协商，操纵铁路运输商品—煤炭、棉花、蔬菜和水果—的数量和价格，引发煤炭等基本生活物资暴涨，中小农场主的劳动成果被高昂的运费压榨和剥削殆尽。工业和金融巨头们则通过垄断聚拢了大量财富，当时的亿万富翁包括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以及铁路、钢铁和金融巨头J·P·摩根。J·P·摩根的财富有多夸张？他曾在1890年和1907年两度出手拯救了快要崩盘的美国经济；他去世的时候，华尔街曾休市2小时。即便如此，很多美国人仍批他为垄断寡头。1901年，摩根兼并多家钢铁公司并组建美国钢铁公司后，掌控了全美60％的钢铁产量。有媒体惊呼，摩根的手伸到了人们家里的“每一根钉子上”。在那个年代，机器大生产和工业寡头垄断导致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在纽约等大城市，贫民窟绵延成片，臭水横流；绝大多数工人每天要在机器流水线上工作12个小时以上，就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展示的那样。
这一场景和当下这个时代何其相似，在网络的一端，码农们在互联网巨头的格子间里编织出一道道密密麻麻的“网”；另一端，手捧移动设备的用户如瘾君子一样，深陷各种网中，有购物，有游戏，有社交，有借贷。唯一区别是，工业机器变成了电脑、无线网络和大数据；996则变成了互联网巨头嘴里的福报。
钢铁石油寡头时代的垄断巨头，是“控制一切工业生产和决定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主人”；大数据时代的巨头垄断，渗透力度则更深远更广阔，它的最终目标是将一切用户变成互联网另一端的“数据肉鸡”，为资本创造利润服务。大约100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说，“要经济民主还是要将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我们必须做出抉择，而不能两者兼得。”在布兰代斯等进步人士的推动下，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of 1890）。这一法律奠定了美国反垄断的基石。如今，美国发起的针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调查，主要依据就是这一法律。美国众议院反垄断委员会在《数字市场竞争调查报告》中称，大型科技公司对美国经济贡献巨大，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机会，吸引了资本投入，创造了更多教育途径。但是，互联网的日益集中化和寡头化趋势最终会压制竞争，损害经济活力，危及民众隐私。对垄断巨头要不要抱有幻想，并放松管制？1913年，3年后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金融调查报告，其中提到，政府管制不会扼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是要约束巨头们无止境的贪欲。他尤其提到，对金融业来说，公开是最重要的原则，“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Sunlight is said to be the best ofdisinfectants; electric light the most efficient police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