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马云有个疯狂的想法，那年的双十一，他希望总理能到现场参加阿里的购物狂欢节。

但是，直到晚会开始前的几小时，马云才接到了一通电话，是总理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来的。没多久，这通电话被做成了红色海报，标题是“总理来电”。马老师把通话的内容都记住了，第一句是“因公务安排，总理参加不了活动”，最后一句是:

“有时间再找机会看望你们”。

那年夏天的世纪股灾没有打消人民群众的购物热情，他们一天就在淘宝创纪录的剁手了900多个小目标。

这5年，阿里的晚会一年比一年盛大，交易额每年都在创造新记录。但是，到了2020年，阿里的同学们收到的不是贺电，而是杀手锏：在双十一头一天的早八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份反垄断指南。

我们逐条学习了这份指南，每一条似乎都有着精准的指向。上一家享受这种量身制定法规的企业还是万达集团，一份《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让王健林把所有的海外项目都不计成本的清掉了。

昨天，阿里在港股创纪录的跌了9.8个点。这份指南出台的时间有多巧合？像极了几天前蚂蚁集团IPO在敲钟的前夜被叫停。 

走上坡路的时候，连空气都是甜的，一旦走下坡路，空气里全是土。

每年的11月都是马老师享受灯光的日子，这月初，他也本该享受一场史上最赚钱的上市庆祝派对，他也可能会被形容为在普惠金融大业上最有成就的人。

但现实是他遭遇了一场山呼海啸的批判，人们群众情绪的大反转并不需要多久，几天前，他们还叫他马爸爸，几天后，他们叫他：

“万恶的资本家”。

按照人人都喜欢的剧本，再过几个月，支付宝可以庆祝自己已经独立走过了十年。全球有足足十亿的用户在使用它的支付、借款和投资服务。如果蚂蚁集团顺利上市，市值可能一举超过4万亿。

在马云最关键的版图里，支付宝就像一架庞大机器得以运转的核心齿轮。

但是，它一开始是属于阿里巴巴集团的资产，在2010年，它神奇地、或者说是秘密地被转移到了由马云私人控制的一家浙江本地公司所有。交易并没有得到阿里巴巴董事会的批准，当时的主要股东雅虎似乎是在转移工作完成后才被告知此事。

支付宝的生意模式是因为信用而存在的，而这样的举动本身却违背了信用契约的基石。先斩后奏被公开时，曾煮沸了国际舆论。即使是多年后，作为旁观者的美团王兴依然耿耿于怀，他指责马云有诚信问题，

“我认为那件事的影响至今都被低估了。”

 

那一次，马云给海外股东们科普了一份中国法规：按照当时央行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内部的绝对控制权必须掌握在中资公司手中。

这样的挡箭牌逼得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甚至几天后从硅谷飞到了北京，他想搞清楚中国法律里究竟是否有这样的规定。那一次，在北京，一位成方街32号的官员只是告诉他：

“你最好接受眼下这个局面”。

这个技术男在北京并不认识什么人，他灰头土脸的就回家了。后来，在发给胡舒立的短信中，马云给自己这样辩护：不好政治那口，只是想做回自己，给别人，也给自己有更好更多的交代。

男人们习惯用浪漫的借口来走最熟悉的路：把生米煮成熟饭。在杭州男人里，第一个这样做的是娃哈哈的宗庆后，达娃之争表演了现成的样本。

实际上，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央行也很生气，这个锅怎么就突然砸到自己头上了？王兴在后来说的很直白：他们想用谎言蒙混过关，甚至想让政府部门背锅，说是政府强迫他们这么做的，这并非事实。

因为，当时央行自身从来没有对外资参股实体能否构建支付平台做过确切表态。但是，成方街32号默默无声的扛下了所有。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甚至到了第二年，还给支付宝发出了国内第一张支付牌，让支付宝正在开展的业务有了法律支持。只是，在当天颁发完牌照后的会议上，一小戳官员一边祝贺马云，一边直截了当的点名批评了阿里。

坐在台下的马云一句话也没吭。

在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的当晚，董事长CEO井贤栋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他说那几天是蚂蚁集团和阿里历史上最黑暗、最艰难的两天。

对阿里这样严重的评估上一次还是2015年。

阿里2014年冬天上市时创下了美股史上最大IPO，马云成为了中国新首富。2007年，Alibaba.com上市后，马云在香港从郭鹤年先生那儿买了一套3600万美元的顶层公寓。2014年，当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他住的更高了，这一次选择的是太平山顶一栋三层豪宅，花了1.9亿美元。

但是，三个月后，阿里就和国家工商总局打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口水仗。2015年1月，在阿里发布上市后首份财报前一天公布了一份淘宝假货调查白皮书。

按照正常的剧本，这时候企业应该认错领罚，但阿里不一样，他们决定和政府公开对峙，斥责对方“不作为、乱作为、恶作为”，还点了一位司长的名字。

那一次，投行的分析师悲观的预计，这件事可能是阿里创建以来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因为政府决心要把这一事件进一步升级。

不少人该知道，在阿里巴巴赴美上市的过程中，是通过一系列中间人企业规避了中国的外贸法规。说白了这都是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合法还是非法？瞄准靶心还是抬高一寸？

只是政府的选择动作。

阿里和工商总局对峙的那几天，马云正在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他说“我们要跟政府谈恋爱，但不要结婚。”

回国几天后，当阿里巴巴和工商总局互不相让准备把口水战升级时，马云脱掉布鞋，穿上皮鞋走进了工商总局的食堂，他和当时的局长吃了顿饭，问局长：你们一次内部谈话的记录，怎么变成《白皮书》了？

耿直的局长说：

“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我们有瑕疵。”

工商总局几天后就把白皮书从官网撤下了，并表态白皮书没有法律效力。

在那场和工商总局打完口水仗后，有人问阿里的朋友和政府关系究竟处理得怎么样？他们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是巨兽一般的存在，政府从来没有面对过影响力这么大的企业。

为了干成一件事，马云有非凡的勇气，甚至愿意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实际上他也是这样来创立支付宝的。

在几年前的一场演讲中，他回忆创立支付宝之初曾寻求政府批准，后者的回复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他还是决定“直接开干”。

“如果有人因此要入狱，但第一个就是我，如果要入狱了，换个人继续做。”这样的决心很像几天前马云的外滩讲话：“改革是要牺牲和付出代价的，我们这一代人在负重前行…….如果绿色、可持续、普惠和包容的发展是错的，那么我们会一错再错，一错到底！”

在最近的几天，黄奇帆几个月前的一次讲话被剪辑成了一段又一段的短视频，他凑巧的成为了印证蚂蚁业务模式的佐证。

2013年，马云到重庆和黄奇帆吃了顿饭，黄问马：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是想做还没做成的？提这样的问题，黄市长可能是想和马老师讨论人生理想。但马云回复他：

“我想搞个贷款公司。”

阿里的大本营在浙江，黄问他贷款公司地方政府就能批，这有什么难？马老师这才说出了困难：浙江义乌、温州这会小贷公司在整顿，全部冻结了。

黄先生也是个爽快人，当即给马云承诺：

“你到我这搞小贷公司，你只要不搞P2P，我三天就帮你全部办完了。”

后来，也就有了花呗、借呗。蚂蚁集团上市后，所有营收和利润里，有四成是来自这两个金矿。几个月前，早已从一线退下来的黄先生说重庆这两公司是蚂蚁“吃饭的家当”。

关于蚂蚁究竟是不是在做普惠，还是只是在背靠银行做放贷的生意？究竟是科技企业还是应该像金融企业一样被纳入监管？不同阵营的人民群众已经针锋相对的吵了很多天。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17年，支付宝变成蚂蚁，蚂蚁变成庞然大物，在其中每天流动的巨额资金已经直接挑战了国家主导的银行体系。

无所不能的国有大型银行，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不得不向蚂蚁这样的小对手支付费用，以帮助他们向曾经并不在视野内的普通大众提供信贷，并牺牲自己的盈利。

过去的几年，他们已经意识到要把这样的趋势扭转过来。

很多年后，2020年的11月一定会出现在马云的回忆录里，因为，他手里最重要的两大事业都遭遇了最严厉的挑战。

出人意料的在外滩发表那场讲话至今，也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不是因为这番讲话让阿里和蚂蚁陷入了当下巨大的麻烦，还是只是马云又一次的剑走偏锋。

2019年，马云正式退休，他的老朋友，也是《阿里巴巴：马云的商业帝国》一书的作者邓肯·克拉克说，

“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中国私营经济健康与否和所能达到高度的一个象征。不管他乐不乐意，他的退休都将被解读为不满或担忧。”

这时代继续招摇，马照跑舞照跳，但已经不允许马老师当主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