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经济政策来看，虽然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理解存在差别，但全球央行在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上却是出乎意料的一致，那就是通过切实有效的货币政策，助力本国实现充分就业、确保价格稳定、维持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新冠疫情发生后，为应对疫情管控需要的防疫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疫情前正常的人员和物资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干扰。为了有效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肠梗阻”和居民失业，欧美等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推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企业减税、居民发钱成为新冠疫情期间，欧美央行应对疫情工具箱中的主要武器。

量化宽松（QE）并非灵丹妙药。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目标历来有短期和长期之分，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在有效缓解企业生产压力和居民生活上的作用固然功不可没。但是，这种“大放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突出影响体现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普涨使得通胀压力空前递增，这反过来又制约了其他宏观政策调控目标的实现。而出于对流动性与经济危机之间内在逻辑的判断，使得再度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观点一度甚嚣尘上。这主要是因为，宽松的信贷政策刺激了原本只有消费意愿而无消费能力的需求，这势必会对草蛇灰线的“繁荣-萧条”周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主体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已是大势所趋。风起于青萍之末，随着疫苗接种的大规模普及和特效药出现的预期，进入了常态化的疫情防控。随之而来的是全球货币政策动向的微妙变化，比如，发达经济体加拿大央行近日表示，出于对就业形势好转及通胀抬头的考虑，将于11月初结束量化宽松（QE）计划，并将对到期的公债资金进行回笼再投资。在过去的9月份，北欧国家挪威已成为疫后首个加息的发达国家。今年的3-9月，新兴经济体的巴西也已连续五次加息。

就欧洲而言，虽然欧洲央行公布的最新利率与金融市场的加息预期相左，但行长拉加德也明确表示，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欧洲央行准备进行工具调整。值得关注的是美联储，虽然鲍威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关于Taper的同样“鸽派”言论引发了巨大争议，美联储也没有明确表示会缩减QE，但从近期美联储的一系列操作来看，缩减购债规模（Taper）信号已十分明显。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为了应对日益升温的通胀，全球QE步入尾声只是时间问题。毕竟，在“大放水”权宜之计的刺激下，资产价格泡沫所带来的危害依然记忆犹新。如此一来，依靠货币投放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日渐式微。如何综合权衡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各国货币政策制定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全球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较低。虽然全球央行“鹰派”化阵营不断扩容，但全球经济的复苏依然任重而道远。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达经济体在疫苗研发和分配上的比较优势，使得其具备了更快走出危机影响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所缺失的。正是基于此考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本月27日当天在IMF官网刊发文章呼吁，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尚未完全牢固，二十国集团（G20）要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疫苗援助，以帮助这些国家应对财政挑战。

受益于强有力的经济刺激，2021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超过了其疫情前的增长水平，英国、日本和欧洲同期也基本接近疫前区间。同比来看，全球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与上一轮紧缩周期相比已大大降低。此前有学者指出，综合对比2008年美国的收入数据和就业状况，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在上升。

但从数据来看，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差距、货币政策取向等两项指标均明显低于上轮经济紧缩周期，这大大压缩了美元升值的预期空间，并继而作用于全球资本流动。此外，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比，新兴市场国家资产负债表中对外账号的韧性明显强于往期，这大大降低了爆发全球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这充分说明，全球货币政策转向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中国资本外溢风险整体可控。就我国货币政策而言，虽然自去年5月货币政策就已经回归常态，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货币政策转向势必也会对中国带来影响。从因果关系的逻辑来看，需要注意的因素之一是资本外流，但综合考虑到我国的资本账户管理制度和外汇储备，大规模资本流动的风险可以排除。加之中国作为全球疫情防控的标杆，强劲的中国经济增速和日益成型的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外资进入中国的理由更加充分。

值得一提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当前我国融资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努力完成支持实体经济的目标，达到稳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平衡，加强对货币政策前瞻性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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